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大转移，也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点。在长征过程中，党一方面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另一方面不断加强纪律建设，通过严格执行纪律，维护了党的团结，提升了党的形象，提高了红军战斗力。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与党始终重视纪律建设密不可分。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长征过程中，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和艰苦的生存环境，我们党依然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依靠严明的纪律纯洁党员队伍、维护党的团结，一次次打破了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狂妄企图，保证了长征取得胜利。

强调严守政治纪律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准备不足，加之党内“左”倾错误依然严重，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军人数由8万余锐减至3万余，党和红军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面对严峻形势，一些党员和红军战士对革命前景产生了疑惑，革命信仰发生了动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滋长。

信仰问题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命运，严守政治纪律必须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面对党和红军内出现的这一情况，中央高度重视，将坚定理想信念当做最重要的一项政治纪律和政治工作来严格落实。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明确提出，“在敌人残酷摧残下，在比较更加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内一些干部中不坚定的份子，可以而且必然产生一些悲观失望、抱怨丧气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最危险的倾向，党应及时的预先的反对这种右倾情绪，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反对任何‘左’的倾向”。1934年10月9日和11日，红军总政治部连续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指示在部队中进行长征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并对思想消极、逃跑投敌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此后，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又多次发文，对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一系列具体指示。遵义会议后，“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得到纠正，加之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士气逐步提升，革命必胜的信念愈发坚定。

严明的政治纪律要求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党在长征期间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是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的图谋。遵义会议后，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同党中央在如何估量当时的政治形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与中央产生分歧。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会议作出北上川陕甘的决定，张国焘拒绝执行。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多次致电张国焘，劝告其遵从中央决议率军北上。但是张国焘却未听劝告，于1935年10月率军南下川康，并另立“中央”。为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消除张国焘分裂党的不良影响，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四川毛儿盖和甘肃俄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和军阀主义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迫于中央压力和南下后的军事失利，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分裂主张，取消伪中央，同意率部北上。

长征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政治纪律建设，要求全体党员、战士坚定革命信仰、服从组织领导，肃清“左”右错误思想对党和红军的影响，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图谋，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严格执行群众纪律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在长征中能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我们党，关键就在于我们党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时刻维护群众利益。

长征途中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一大表现是党始终重视宣传和维护群众纪律。在战略转移的准备阶段，《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提出革命要依靠群众，建立地方群众的党支部，领导群众进行游击战争。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确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在红军进入湖南及云贵川边后，针对这些地区比较穷苦和多民族的特点，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通过《红星》报连续发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不要到处屙屎》《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一系列文章，要求红军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保证不损害群众利益。

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另一大表现是提升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发出号外，提醒红军战士要注意部队在群众中的形象，要求做到“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不强买强卖，买东西要给钱”等，号召广大红军战士争创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14日，《红星》报又专门刊发文章，对红军战士在行军、宿营时存在的不注意群众影响的现象提出批评，并向各连队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

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还表现在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惩罚。违反纪律的现象会被通报批评，违反纪律的个人也会受到批评教育甚至纪律处分。《红星》报曾登载“红三军团某部上士袁子何，率领运输员一人，故意逗留后面，枪杀群众的猪鸡，乱拿群众东西，经察觉纠正，竟不服从命令，仍故自由行动，有意破坏红军纪律，现已经上级机关执行枪决”。黄克诚后来回忆说，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有的同志饿的受不住，偶尔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采取这样的惩治措施，现在看来过于严厉，但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长征那种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只有保持铁的纪律，红军才能保证命令的坚决贯彻执行，才能赢得群众支持，才能在部队中不断凝聚起高昂的革命情绪和战斗力。

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努力提高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长征所到之处，红军得到了沿途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高度重视军队纪律

红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军纪律建设也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中，红军直接代表着党的形象，严格执行军队纪律，是扩大红军和党的影响、增强群众革命信仰的良好方法。

长征中，党高度重视军队纪律建设，党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多次发布训令严明军纪，要求全体红军官兵遵守纪律。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加强“纪律检查，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10月11日，总政治部发出《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红军严格执行战斗纪律，“注意行军的肃静与秩序，维持严整的行军序列”；加紧反逃亡斗争，严厉处罚逃亡分子。1935年1月5日，在进攻遵义、湄潭、桐梓等城市之际，林彪、聂荣臻向所辖各部发出《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部队遵守纪律，保持军容，给群众“以更好的影响”，“扩大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以便顺利创造这一地域的新苏区”。紧接着，红军占领遵义后，总政治部发布《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提出红军进遵义城要严格遵守整齐武装服装、不掉队落伍、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到宿营地后外出要请假等八项注意。此后，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又连续发布多项规定和命令，对严格执行军队纪律加以反复强调。

严明的纪律，记录在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布的通告、命令上，更体现在红军战士的实际行动中。在长征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了全面贯彻执行。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曾写道：“朱毛赤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使赤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

长征中我们党高度重视红军纪律建设，反复强调严守纪律的重要性，始终坚持对红军战士的纪律教育和纪律检查，使红军保持了严守纪律的良好风范，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党的形象。（刘志新）